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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卑不忘國潛夫憂天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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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于秦漢時期中華人才之格局,有一句名言:“關東出相,關西出將。”這個“關”指的是函谷關(今河南靈寶一帶),意為函谷關以東,包括中原、華北、華東等地,民風好文,盛產宰相一類的高級文官;函谷關以西,包括關中、西北等地,民風尚武,多有縱橫沙場的名將涌現。    

這句名言其實不太準確。    

或者說,到了秦漢時期的后期——東漢王朝,已不符合現實。“出將”的關西也出了許多名儒碩學,以其精神世界的力量,震爍干古    

王符就是其中之一。    

說王符,先要說說他的故鄉。其故鄉,今屬于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。    

夏商時期,諸多部落就居住于此。建立了西周王朝的周部落,即為其中之一。到了春秋戰國時代,崛起于西北地區的秦國與這片土地上的游牧民族展開了長期的較量,最終將其收入囊中,劃為北地郡的一部分。西漢時期,從北地郡分出來一個安定郡,最初下轄12縣,其中有一個臨涇縣,就是王符的故鄉。    

到東漢時期,臨涇縣仍屬于安定郡,行政區劃上與西漢時期相比并無多少變化,但在形勢上卻大為不同。    

東漢也是中華歷史上強盛的大一統王朝,但遜色西漢幾分,比如在經營西域一事上,東漢消極退守,與西漢的主動開拓形成了鮮明對比。在消極退守政策的影響下,原本因為地處西域而繁榮的臨涇縣,轉而成了不穩定的邊疆地帶,處于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激烈碰撞中,由此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——立足于實用又遵循傳統,并充滿對未來的危機感。那里的讀書人不可能像中原等地的同類一樣優哉游哉,而是時常經歷戰亂與殺戮,他們對于王朝的危機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與認識。    

比如王符。    

歷史上的王符,其身份是一個隱士。    

當然,他最初的人生理想不是做一個隱士,而是如那個時代絕大多數讀書人一般,學而優則仕,修身齊家之后,要去治國平天下。    

他大約出生于公元85年,其時東漢王朝已立國60年,第三代皇帝漢章帝統治天下,表面上還維持著強盛興旺的局面,實則已是內部腐朽,暗伏危機。到王符成年時,東漢王朝已陷入動蕩,各路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的較量。    

也就是在此時,西北地區邊患加劇,成了東漢王朝流血不止的一道傷口,王符的故鄉自然未能幸免。    

他在這個時候踏上了游學之路。    

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。秦漢的讀書人,有成年之后遠游四方的傳統,而這個傳統之所以存在,主要還是與仕途有關——在游學過程中,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人,那很好;若能通過人際關系網絡,為達官貴人、公卿王侯乃至皇帝所知曉,就更好了。畢竟,當時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察舉制,即由官員推薦,而非后來的科舉考試。    

王符有三次外出游學的經歷,先后去了都城洛陽兩次,去了長安一次。在游學過程中,他認識了一些友人,其中有后來的名儒馬融,在天文、機械等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張衡,以及書法大家崔瑗等。    

這些友人后來都入朝為官,且個個都有不凡的家世背景。比如,馬融出身于東漢王朝的貴族,張衡是開國名臣之后……    

他們就沒有動用—下自己強大的人脈關系,推薦—下王符?    

沒有。    

沒有推薦卻并非因為瞧不上王符,王符的才學是令他們深為折服的。導致王符未能通過這些友人被察舉制選上的原因,主要有兩點:一是他適應不了已十分渾濁的官場生態,二是他的家世背景太卑微。    

西北地區也有大家族,但其影響力明顯不及中原等地的名門。王符的家庭至多算是西北地區的中等人家,且他還是庶出之子——母親是妾室而非正妻,在那個時代,這種身份無論在家族中還是在社會上都飽受歧視。    

即便馬融等友人將王符推薦上去了,他還是會因為卑微的家世被刷下來。    

而他在成長過程中,早就經受了許多不公的對待,又不甘屈服,因此有“獨耿介不同于俗”之名——特立獨行,不隨波逐流。    

這也注定了他難以出仕,做不了官。    

做不了官就不做,那個時代的讀書人,也未必只有做官一條路可走。在王符之前,便有許多“獨耿介不同于俗”者選擇隱居山野著書立說,以文章來寄托自己“治國平天下”的抱負。    

王符前后寫了30余篇文章,并以“潛夫”自號,后世編為一書,稱之為《潛夫論》。全書分10卷,涵蓋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領域,內容繁多,卻又有一以貫之的基礎理論存在。    

這個基礎理論是王符之所以能在后世乃至今天影響深遠的主要原因。    

那就是民心。    

民心,也就是民意,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對于統治者的好惡。在王符之前已有許多思想家提出民心為上,并由此形成最初的民本思想,如老子、孟子、墨子等。    

但這種民本思想并未在秦漢時期發展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。    

秦漢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,確切地說是“天命君權”,即皇帝的權力來自天命所授,他只對天命負責。皇帝要是好好干,上天就會保佑他,保佑他的王朝風調雨順,五谷豐登,四方安泰;皇帝要是不好好干,做昏君、暴君,上天就會懲罰他,降下各種災禍。    

“天命君權”之說讓皇帝的位置具有神圣的合法性,其他人等不敢覬覦。天命所歸,只歸在皇帝頭上。    

至于天命到底是什么,那根本不重要。    

換句話說,皇帝也知道天命根本不存在,這只是用來確保皇位穩定的一種說法而已。    

看上去,天命約束著皇帝,實際上,皇帝毫無約束。    

這層窗戶紙在西漢末年被王莽捅穿了。這位學問高深的陰謀家將這套理論化為己用,將自己宣傳為新的天命所歸者,進而篡奪了政權,引發天下大亂。    

這種理論當然是靠不住的。    

王符一眼洞穿其中的漏洞,對原有的君權理論進行革新,發展出一種天、君、民三位一體的新學說。    

在此學說中,君權依然是天命所授,但天命之力量又是來自民心所聚,“帝以天為制,天以民為心,民之所欲,天必從之”。由此形成一種制衡體系:皇帝統治百姓,百姓決定天命,天命授權皇帝。    

如果認為王符只是這樣泛泛而談,那就太小看他了。    

他為此準備了一套哲學理論——元氣論。    

此理論認為,天地都源自一團“氣”,“氣”又分陰陽,陰陽平衡而生“和氣”,“和氣”生人。人雖自帶一團“和氣”,但這個“和氣”又會隨著人的變化而變化:如果心情愉快,那么就越來越強,一身正氣;如果心情不快,那就越來越弱,并被“乖戾之氣”取代。    

“天命君權”中的天命不知道從哪兒來,王符所說的天命,則是根植于人間,與每個人身上的“氣”相關。皇帝只有一個,達官貴人等統治階級也是少數,老百姓則是絕大多數。若皇帝施政有方,老百姓過得安穩快樂,則人間一團和氣,天命自然良好;老百姓要是遇上暴君苛政,心懷怨憤,“乖戾之氣”越來越多,那天命便會展現出狂暴的一面,要降下大災,那皇帝的天下就要分崩離析了“愁怨者多,則咎征并臻,下民無聊,而上天降突,則國危矣。”    

王符完成了對秦漢時期官方意識形態的理論革新,而當時東漢王朝已經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危機,只可惜王符作為一個“潛夫”,在那個昏暗的時代,他的理論根本沒有被當權者采納的可能。    

四    

王符于公元163年離世,當時東漢王朝已內外交困,黎民百姓多受疾苦,身懷“乖戾之氣”。幾十年后,群雄并起,三國亂世降臨了。    

亂世之中,沒有人在乎天命,也沒有人在乎民心。    

直到數百年后的隋唐時期,那些憂心天下的仁人志士,才從塵封的歷史中發現了王符的《潛夫論》,嘆服于其天、君、民三位一體的學說。    

作為唐朝晚期的學者與政治家,韓愈極為推崇王符,將其與東漢時期另外兩位思想大家王充、仲長統并列,稱為“后漢三賢”。    

這種推崇顯然與韓愈個人在政治、學術上的主張相關。他所處的時代,唐朝已步入衰亡之路,天下動亂難安,需要匡時救世的學說與理論,需要仁人志士起來振臂高呼。而韓愈便是這樣的人,他“發言真率,無所畏避”,致力于恢復兩漢時期的治學傳統,以質樸實用取代浮華虛無。    

也就是像王符那樣。    

由于韓愈的巨大影響力,經他宣傳后,王符在讀書人中的影響力迅速擴大。北宋時期,學者們開始對王符的《潛夫論》進行整理、校勘,今天所能見到的《潛夫論》版本,基本上都源于此。    

值得一提的是,王符的《潛夫論》不僅流傳于中華,還流傳到了同屬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、朝鮮等國,其中日本早在韓愈的時代,便有《潛夫論》傳入。    

今天,王符被看作中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,甘肅鎮原精神的代表。他在1800多年前的著述,跨越時空,仍舊充滿思想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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